第四，现代宪法应该是对人的所有维度进行总体关照的机制。

[29]参见前引[19]，李建良文，第112页。经过此步骤，绝大多数案件都能确定应该适用的法律规范。

执法权下沉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也间接减少了执法行政机关的数量。仍需进一步明确的是，法定罚款额高究竟是指法定罚款额的上限高还是下限高。此外，择一重罚的效力是否及于作为处罚种类的没收，有罚款权的行政机关如何通报资讯、如何协调执法等问题，都还需进一步讨论。参与综合执法的行政机关可以经由协商解决管辖权和高额罚款权归属不一的矛盾。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对某甲处以罚款450元，某甲仍以处罚过重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

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不过，这种借鉴有其限度。宪法基本原则是宪法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它把制定和修改宪法的目标追求、价值取向具体化为宪法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准则，从而在制度层面和创制宪法规范层面保证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整体的和谐有序。

程序法中的3件，即《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李店标：《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9期。与权利条款一样，现行宪法中的义务条款虽然有明确的宪法规定，但是对于公民的行为要求等需要具体明确其内涵，因而构成法律制定中关于义务规定的宪法依据。依据现行宪法第5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闭幕，我国有效法律目录达到288件。宪法中的国家制度条款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的第一章。

一则，宪法指导思想既是指导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的思想原则和理论体系，同时也能指导普通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实施。(见表1) 表1 法律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统计（截止2021年10月23日） 表1中的数据概括展现了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数量及其分布的基本情况。[25] 其三，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在内容上确有直接宪法依据的情形下，也可以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谓宪法上的依据，是指宪法明确规定的内容，既包括宪法明确列举的事项，也包括宪法概括规定的事项。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法律文件中出现的宪法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其前面没有必要再加定语或其它的修饰语。（4）教育类科技类法律，包括《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笔者看来，这在立法技术上是有瑕疵的。自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以来，人一直是宪法最核心的价值，是宪法关系中的第一主体。

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如前文所述，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已经具备了比较明确的内涵，因此，一部法律的第1条在表述立法依据时，只写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妥当的。（5）《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于1996年10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后，增加规定。

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以上为数不少的事例显示，有些法律明确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而有些同性质同类型的法律又没有规定，那么，究竟哪些法律该写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即入法标准，需要专门探讨。

那么就会产生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是什么关系，宪法上的环境是否就等同于生活环境加生态环境，公害这个概念在中国法的制度上和日本法上有何不同等问题。[26] 如前文所述，在97件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里面，有的既写了根据宪法，也写了根据其它法律，在笔者看来，这种表述，混淆了宪法和法律的不同位阶关系，而且结合具体的情形看，也确无必要。基本法律被普遍认为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效力梯级的第二层次或二级大法。而这种立法现象如何成为规范法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呢？笔者认为，从立法现象到规范命题，中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线索。其中宪法规范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文件等。其一，哪些法律该写入，即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入法标准问题。

[22]参见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载《法学》2003年第4期。进行限缩性解释则又忽略了宪法规范的发展性。

行政法中的4件，即《兵役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行政处罚法》。其四，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技术规范应该统一，既包括立法语言的规范，也包括其本身范式的一致。

同时又强调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以及对于台湾的相关规定，这些内容不仅仅属于政治命题，也通过宪法表述成为重大的基本的宪法命题，特别在一些具体的内容上，会成为我国基于特殊需要立法的直接依据。以生态文明为例，党的十八大将其提升为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九大将其定性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其国家发展重大目标属性非常突出，随着2018年修宪，生态文明被写进宪法，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宪法上确认的国家发展的目标，生态文明制度随之也成为宪法上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也基本持有这一观点，只是本文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为凝聚点分析观察，所以行文中基本以制定为主要线索。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法。在上述97件法律中，只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没有具体规定制定法律的目的、理由等其它事项的有5件，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国务院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缔结条约程序法》《戒严法》。沈寿文：《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划分之反思》，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3期。

基本法律包括，涉及民事、刑事、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可成为基本法律的法律。在前文的论述之外，笔者还想补充说明，所谓根据宪法，是指以宪法为直接依据，在立法实践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要求。

因而，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兵役法》进行了修订，将立法依据改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20]详见张震：《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原理与机制》，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

其中，2018年修宪以来，制定了37件，修改了97件。《兵役法》近70个条文，涉及的宪法制度或条款，绝对不仅涉及宪法上的依法服兵役义务的条款。

其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表明了一部法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宪法的关系。如《著作权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解放军军官军衔制度，属于国内事务，没有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要。[12]斯蒙德教授曾经指出，宪法具有统一性，宪法代表了一种统一的价值。

行政法中，《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根据宪法制定，《职业教育法》《国防教育法》则没有明确。四是宪法序言中规范内容的法律具体化。

[16]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0-184页。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在上述97件法律里面，有11件在宪法前面加了定语，在笔者看来，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3]参见莫纪宏：《依宪立法是依宪治国的出发点》，载《检察日报》2015年1月26日，第3版。